灾害思想文化是大国减灾的组成部分。我国灾害思想文化_____，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羿射十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即包含远古先民与灾害抗争的精神内涵。在积极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过程中，因为受制于天命观，奉行天命禳灾、五行灾异、灾异天谴等极具神秘色彩的灾害观念，灾害文化也表现为各种灾害祈祷和祭祀仪式，以求达到禳灾、袪灾目的。但在禳弥灾异的表象背后，则是_____、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灾害文化既能体现出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大国减灾的文化软实力，又是传统社会国家治理能力所孕育出来的特殊文化现象。
传统灾害思想中体现出明显的国家认同观念。我国古代往往将灾害的发生与国家政事联系起来，并视之为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成因。无论是先秦时期颇为流行的灾异天命观，还是秦汉以后灾异天谴、五行灾异的灾荒理念，其中因灾异的主体是一国君王，修德弥灾的对象也是治理天下的国家政权。
因为大国减灾的不断发展，传统灾害思想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灾害文化中的国家认同理念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先秦思想家荀子比较关注灾害问题，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但是，如果举国抗灾措施得当，“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是故禹有十年水灾，汤有七年大旱，而国家并未出现饥荒，“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荀子·富国》）。所以，他主张“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荀子·王制》）。而这些抗灾救荒措施都需要借助国家层面的运筹决策，才能有效推行并取得减灾效果。管子认为“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管子·五辅》）。他极力主张善为国政，必先除五害，积极实施“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管子·立政》）、“备饥馑，救灾害；赈惫露，则国家定”（《管子·五辅》）等救灾措施。其核心思想就是宣传灾害治理中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治理中减灾防灾的必要性。
对于灾荒思想中的国家倾向，灾害史研究领域已有明确认识和准确判断，灾异天降仅为表象，减灾防灾的国家治理才是灾害思想的内在本质。古代灾害思想中既有秦汉时期消极被动的灾异天谴思想，也有中古时期备荒减灾思想和晚清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在灾害思想的演变流传过程中，传统灾害认识中的灾异天降成分逐渐削弱，积极应对灾害的国家治理内容与日俱增。
20世纪60年代以来，灾害与防灾减灾中的文化维度问题逐渐被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者所关注。历史灾害事件的反复发作，让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显得极为脆弱，唯有团结一致，形成应对灾害的国家行动，才能取得理想的减灾效果。灾害文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灾害共生过程中，总结形成并代代相传的集体智慧、传统知识及经验总结，灾害文化中的国家认同倾向日趋明显。
